说起天主教就不得不说一下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们，着名的有我们先前提过的利马窦。

16世纪欧洲思想界的主导因素依然是神学，科学依然处于裨女的地位。耶稣会兴办教育的目的也只是让传教士掌握必要的知识以论证上帝的存在。《几何原本》的传播就是很好的例子。《几何原本》最为精彩的地方就在于它严密的逻辑体系，传教士学习《原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种形式逻辑运用的宗教论证中。在传教士眼里科学仅仅只是一种感悟上帝的手段。

以利马窦和汤若望为例。一开始利马窦到中国只是为传教而传教，结果到处碰钉，相当不顺利。后来他改变了策略，决定采取曲线传教的方针，先向公众开放图书室、展示地图、宣传西方科技等，然后再伺机行事，马上就改变了处境。利玛窦的这些行动不仅吸引了很多平民百姓，而且也招来了很多知识分子，招至大批中国士大夫的亲徕，影响也越来越大。先是瞿太素跟随他，瞿学会并亲手制作了天球仪、星盘。后来向利玛窦学习数学的人多起来：有知名学者顾起元、知府王泮、着名学者李心斋的儿子及他的两个学生和当时的翰林王肯堂的学生张养默等。

当利马窦要张养默去传播基督教的时候，张养默认为这纯属浪费时间，他认为以教授数学来启迪中国人就足以达到他的目的了。当张养默曾经想要翻译《几何原本》时，也则遭到利马窦的拒绝。

但利马窦到京城后发现，如果不向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提供西方科技知识，相互交往就消极，来拜望他的人远不如从前，所以不得已利马窦又和徐光启进行了翻译工作。可见国人对于神文化来说是真的完全免疫的。

徐光启和利马窦在翻译《几何原本》的时候也备受关注的，在翻译的过程中，很多中国最高等级的官员和士大夫都参与进来研讨商量，如杨廷筠、李之藻、叶向高、冯应京、曹于汴、赵可怀、祝宰伯、吴大参这些人，看一看叶向高这人就知道他们这些人的地位都是不低的。

所起其实在当时的明朝他本身就是不排斥西学的，到崇祯9年（1636年），明朝官员士大夫入天主教者有一等大员14人，进士10人，举人11人，生员300人。崇祯13年，明朝宫廷内及皇族宗室奉洗入教者有后妃3人，宫女50人，宦官40余人，皇族140

余人。全国范围内入教的到明末估计可达四、五万人。可见，明末朝野上下已有相当浓厚的崇尚西学、西教的气氛。

这也是最开始为什么李建城在推崇抬高海外人是明朝的官员们并不是很反对，这是时候的明朝其实本身已经开始意识到海外人的智慧。

但是后来为什么这股风气有死去了呢，原因是因为利马窦死后，澳门教会当局借口应以传教为根本，不准传教士散播科学。利马窦的接任者龙华民（原名：obardi）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主张公开走向社会，发展教徒，要求入教者必须抛弃传统的中国习俗。但是他与利玛窦在对待中国礼仪的问题上观点不同，从而引发天主教教廷与清政斧的中国礼仪之争，最终导致天主教被禁止传播。

不过有正就有反，利玛窦的成功经历，使传教士们认识到，要想在中国传教成功，必须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并尊重中国人敬天、祭祖、祀孔的礼仪习俗，而“最善之法莫若以学术收揽人心”。

于是来华传教士大都是当时西方的饱学之士，在科学上有着较高的造诣，以宣传西方的科学文明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法国传教士金尼阁于1620年携入的7000部书，这些书中包括哲学类、神学类、教义类及其他名着外，余所搜医学、法学、音乐类书，亦复甚多，而今曰所发明之数学书，则可谓应有尽有。传教士们一面编译出版，一面还与中国学者合作，直接用中文进行着述，向中国传播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西方的先进火器技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传入中国的。

此次来会见李建城的并是龙华民，金泥阁，（原名尼古拉·特里）以及汤若望。汤若望此人也是一个名人，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天主教耶稣会修士、神父、学者。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逝世后安葬于燕京利马窦墓左侧，康熙朝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一级正品）。在科隆有故居，塑有雕像。在意大利耶稣会档案馆有他大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