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鼓励人们参军拥军的海报遍地开花。许多物品转眼成了配给品：肉类、奶酪、黄油、猪油、咖啡、糖、丝绸、尼龙、鞋。面对薄薄的蓝色小册子，我们的经营之道整个变了样。我们学会了给配给票找零：红色配给票就给红色代币当找零（用于肉类和黄油），蓝色配给票就给蓝色代币当找零（用于加工食品）。那些代币是用压缩木纤维做成的，大小跟十美分硬币差不多。
在店里，我们募集女人们没用过几次的丝袜，以供降落伞和绳索之用，同时募集金属罐和钢制品，以供回收废金属之用。收音机里一天到晚播放着《布基伍基舞会》那首歌。为了紧跟时代气氛，我调整了进货，订购了大批礼品卡、薄薄的蓝色航空邮简、几十种大小各异的美国国旗，还有包装好的牛肉干、保暖袜和一副副纸牌，供大家寄到海外。店里上货的伙计铲起了车道，送起了杂货和包裹。
跟我同一个班毕业的男生们纷纷参军开拔，每星期都有一场道别聚会，要么在教堂地下室，要么在罗克西大厅，要么在某人家中。朱迪·史密斯的男朋友道格拉斯就在第一拨里。满十八岁那天，他去了征兵办公室，报名参了军。紧接着轮到急性子的汤姆·普莱斯，他出发之前，我还在街上遇到他，他告诉我参军也没坏处——打仗会送你去旅行，送你去闯荡，还能领着薪水跟一大群人瞎混。我们没有谈打仗的风险，但我想象的是个卡通版，子弹翻飞，每个小伙都是超级英雄，在枪林弹雨中疾步飞奔，所向披靡。
我班上足足四分之一的小伙子志愿参了军。等到开始征兵以后，越来越多小伙子收拾行装离开了。有些平足、严重哮喘和半聋的小伙子漫无目的地在商店过道里晃悠，我不禁替他们难过：这些小伙子的哥们儿都走了。身穿着便服，他们似乎有些迷茫。
“德国仔”却没有随大溜。“让他们来找我吧。”他说。我不愿相信他会被征召，“德国仔”毕竟是一名老师，教室需要他。但没过多久，局势就已经明了，“德国仔”入伍只是迟早的事情。
“德国仔”动身前往亨内平县37斯内灵堡进行入伍训练的那一天，我取下脖子上那条项链的克拉达十字架，用一块毛毡裹起来，塞进他胸前的口袋，告诉他：“这样我就会守在你左右了。”
“我会用生命守护它。”他说。
我们的来往信件谈的全是渴盼与希望，隐约提到美军的使命是多么重要，也谈他的训练到了哪些重要关头——“德国仔”通过了体能测试，还在机械能力倾向测试中拿了高分。他因此被招进了海军，顶替“珍珠港”一役中损失的人手。没过多久，他就乘火车去圣地亚哥进行技术训练了。
他离开六个星期后，我写信告诉他，我怀孕了。“德国仔”回信说，他开心得简直要飞起来。“想到我们的孩子在你肚子里一天天长大，我就能撑过这些苦日子。”他写道，“得知我终于有了一个等待着我的家，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一心想打完仗回家。”
我成天觉得累，觉得恶心欲吐。我想赖床，但心知让自己忙起来更好些。尼尔森太太建议我搬回去跟他们一起住，她说他们会照顾我，做饭给我吃。养父母担心我瘦得不像样。但我更喜欢自己待着。我已经二十二岁，习惯了像个成年人一样生活。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变得前所未有地忙，白天整天在店里工作，晚上则做义工，要么打理废金属募捐活动，要么组织给红十字会寄物品。但在忙碌背后，我的心中却隐隐有一丝惧意：他现在在哪里，在干什么？
在写给“德国仔”的信里，我尽量不唠叨我成天感觉多么反胃——医生告诉我，那是宝宝在我肚子里蓬勃生长。我告诉他的是，我正在给宝宝缝被子，先是用报纸剪纸样，后来用的是细砂纸，不过细砂纸会粘布料。我挑的那一款四角带有编织花色，跟篮子的编织花纹差不多，边缘缠绕着五股布料。图案喜气得很：黄色、蓝色、桃色和粉色印花布，每个方块中间再加上米白色三角形。在墨菲夫人家缝被子的女人们（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大家把我当作女儿看待，为我人生中的每一个里程碑欢欣鼓舞）对这床被子格外上心，亲手一针一线用细密的针脚缝制。
“德国仔”的技术培训和航空母舰飞行甲板培训结束了。到圣地亚哥一个月后，他得知自己不久就要开拔。鉴于所受的训练和惨淡的战局，他认为自己会被送到中太平洋扶持这一地区的盟军，但没有人敢下定论。
奇袭、技巧，再加上力量——这正是制胜的法宝，海军军方对水兵们说。
中太平洋。缅甸。中国。这些不过是地球仪上的一个个名字。我取出店里出售的一张世界地图（地图被紧紧地卷好收在立式卷轴里），在柜台上摊开，用手指掠过临近海岸线的城市仰光，掠过更加往北、更加深色的山区曼德勒。我已经对他前往欧洲做好了准备，即使远至俄罗斯或西伯利亚。但中太平洋？那也太远了，远在地球的另一头，我简直想象不出来。我去了图书馆，朝桌上堆了一摞书，地理书、远东历史、旅行日志。我了解到缅甸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毗邻印度、中国和暹罗。该国位于季风区，沿海地区全年降雨量约为两百英寸，而这些区域的平均温度接近华氏90度，边境线的三分之一是海岸线。作家乔治·奥威尔出版过一本名叫《缅甸岁月》的小说，还写过几篇讲述当地生活的随笔。读着这些作品，我感觉缅甸离明尼苏达州远得不得了。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慢腾腾地过去了，生活安静而紧张。我收听收音机，匆匆翻阅《论坛报》，焦急地等待着来信。“德国仔”的信一到，我就狼吞虎咽地读起来，一目十行地找着信里的新消息：他还好吗？吃得好吗？身体好吗？除此之外，我苦苦纠缠于每个字的语调和语气，仿佛他的话是我可以破解的一种代码。我举起每封薄如蝉翼、蓝色的信，呼吸它的气味——他曾经握过这封信。我用手指轻抚过一个个字——那一个个字都出自他的笔下。
“德国仔”和他的同船兵士都在等待命令。无论是临上阵前在黑暗中进行的飞行甲板训练，还是水手们的行装，从军粮到弹药，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圣地亚哥天气热得很，但他们接到警告，说是即将开拔的地方热得更厉害，几乎无法忍受。“我永远也没有办法习惯高温。”他写道，“我怀念凉爽的晚上，牵着你的手沿街而行。我甚至怀念该死的雪，还真是从来没有料到我会说这话呢。”但他说，最重要的是，他想念我。阳光下我的红发，我鼻梁上的雀斑，我褐色的双眸，我肚子里的孩子。“你一定长胖了。”他说，“我能想象出那一幕。”
此时此刻，他们在弗吉尼亚州的航空母舰上。这将是他出发前写的最后一封信，他会把信交给上船给他们送行的一位牧师。“飞行甲板长达八百六十二英尺。”他写道，“为了区分工种，我们穿成七种不同的颜色。作为一名维修技师，我的针织衫和头盔是难看的绿色，跟煮过头的豌豆颜色差不多。”我想象他站在大洋之中的跑道上，了无生气的头盔下面藏着一头秀美的金发。
随后三个月，我收到了几十封信，都是在他写完信好几个星期以后才收到，有时候一天还会收到两封，全看信件是从哪里寄出的。“德国仔”告诉我，船上的生活很乏味，他在训练期间结识的好友——同样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吉姆·达利教会了他打扑克牌。他们两个人会长时间待在船舱里跟士兵们打牌，打牌的人换个不停，牌局却永远也不收场。他谈起他的工作，谈起遵守纪律是多么重要，谈起他的头盔又重又不舒服，谈起他已经渐渐习惯飞机起飞降落的轰鸣声。他谈起晕船，谈起闷热的气候，却绝口不提战斗，不提被击落的飞机。我不知道是因为规定不许提，还是因为他不想吓到我。
“我爱你。”他一遍遍地写道，“我简直受不了没有你的生活，一心盼着早日见到你。”
他用的是些流行歌曲里的习语和报上的诗，我写给他的信也差不多一样俗套。我倒是对着信笺苦苦寻思，只待鸿雁传情，可惜只想得出同样的词语，同样的词序，只好盼着字词背后的深情能让整封信变得字字珠玑。我爱你。我想念你。小心。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