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此倒没有拒绝，很爽快地答应了宋教仁的请求。在参加五巨头会议期间，专程拨冗参加了在湖广会馆举行的改组大会。这个大会酝酿已久，与会者达两千多人。孙中山在会上发表演讲道：“孙某浪迹海外数十年，所游历的国家不可胜计，然而不管政府是民主的或是君主的，政党总是存在的，而且政府的指导权也总是从这一党转移到另一党的。而我中国在革命以前，有**而无法治，有臣仆而无国民，一切政务都是遵奉君主意志而行事，臣僚之间只有朋党，并无政党。如今革命成功，民国初建，中国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政党！

“我同盟会成立于前清，因为彼时我国民受人奴役有如牛马，生活困苦不堪，故而孙某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汲汲于推翻与破坏事业。如今民国已经成立，民族、民权二主义大体实现，眼下要务在于巩固共和，实行民生主义。然而建设之事较破坏尤难，必须要联合所有赞同共和的人才共同奋斗，目标才能实现。

“所谓政党者，即国民立党所以巩固国家、代表人民者也。而今我们五党联合，共同为民生主义努力，正符合立党之本意。联合之后的新政党无论将来处于行政地位，还是处于监督地位，总要以利国利民、富国强民为前提。与其他政党之间若是存在政见、行为上的分歧，也要以是否有利于巩固共和、实行民生为出发点，不分敌我，只辨是非。如此，则我中华民国的富强昌盛指日可待！”

虽然改组大会上说是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五党合并，其实随后“全国联合进行会”也加入其中，实际上算是“六党合并”。改组后的新党派取“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之意，定名为国民党。

“国民党”这个名字对于国人并不陌生，一提到它，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孙中山、蒋介石所在的那个党派。其实“国民党”在民国初年是很时髦的政党名称，所以在新中国党成立之初，沈翔云才会提出定名“国民党”的建议。除了众所周知的那个国民党外，至少还有两个党派以此命名：

第一个是由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帝国宪政会改头换面而成的“国民党”，于1912年2月27日在上海正式发起，同年5月并入共和党。

第二个是1912年5月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等党派在北京举行会议，准备合并成“国民党”，草拟的《章程》第一条就是“定党名为国民党”。但这个“国民党”还没有组成，即宣告流程，可谓是胎死腹中。

而我们熟知的那个国民党成立时间最晚，而且它的成立完全是北京同盟会本部（或者说是宋教仁）的自作主张，并未征求国内外广大同盟会会员的同意，很多老同盟会员在接到同盟会本部改名国民党的通告后甚至失声痛哭。不少同盟会支部对此次改组予以抵制，像广东的同盟会，直到1913年初才改名为国民党。

在这次会议上，众人选举孙中山为国民党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9人为理事。不过孙中山似乎对这个理事长头衔并不感冒，一再声称自己想要脱离政界，专心从事于民生实业，所以想退位让贤。此举无疑坐实了之前架空的传言，弄得宋教仁毫不尴尬。众人苦劝良久，孙中山终于勉强就任理事长一职。可他一转身，又对外界宣布因为自己修筑铁路关系重大，无暇顾及国民党内事务，委托宋教仁代理理事长职务，全权处理所有事宜。

消息一传出，舆论顿时为之哗然。不过此时宋教仁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因为热火朝天的国会选举已经开始暖场，他需要全身心投入这场民国元年最热闹的年度大戏。再者说，此次改组本来就是为了掌控同盟会，争取临时参议院的多数派地位，为随后的国会大选以及竞争组阁做好准备。既然已经获得了实利，何须计较那些喧哗的虚名？

事实也表明，国民党成立之后，不仅党员人数有所增加，而且在北京临时参议院中也确实占据了第一大党的地位。尽管没有一举夺得多数派席位，这已经足以让共和党和新中国党小心警惕的了。何况宋教仁还小动作不断，隔三差五就打共和党与无党派议员的主意呢？

面对如此战果，宋教仁也是满怀喜悦，私下里得意洋洋地跟自己的亲信说道：“从此之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新中国党虽强，其能与我党抗衡不？黎元洪虽名为首义都督，孙元起虽号称当今圣人，其能与我争天下不？赵衙役（赵秉钧）、张状元（张謇）、段殿下（段芝贵），以后当唯我马首是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