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乡民答道：“我听陈牛说，这波家也算是阳翟的一个豪强大族了，家中有良田千亩，门下也有不少就食的宾客、徒附。”
信奉太平道的多为贫苦百姓，但其中也不排除有豪强和朝廷官员。如张角本人便是巨鹿的豪强。又如朝里的权宦“十常侍”，其中也有好多都是信教的，与张角常有书信来往。乃至当今天子也不排斥太平道，很相信《太平经》这本书，并试图征用给朝廷献上此书的襄楷。
故此，在听到波家是阳翟的一个豪强后，荀贞也并不惊奇。他对太平道感兴趣，时尚对太平道没甚兴趣。如今时尚对荀贞是满心满肚的感激，疾步上前，拜倒在地，说道：“尚本野人，君不以尚卑鄙，举荐於县廷，令尚之贱名得入县君之耳而使尚被擢用为本乡乡佐。尚实在惶恐，感激之情，难以言表。请君受尚一拜。”
荀贞回过神，将他扶起，笑道：“我早看见你了！你在边儿站了半天，为什么不过来？刚才与你一起的那个人是县中的县吏们？怎么走了？”
“方才那人是县中的功曹书佐，来给尚传达县中任命的。他本欲与尚一起来拜见荀君的，只因见君正在断案，故不敢打扰，在旁观看。”
“也不知怎么了，近日来，来找我告状的乡民越来越多，每天都得四五起。”荀贞好像很迷惑不解似的摇了摇头。事实上，他非常清楚此中原因何在。还能有什么原因？只能是因为他先灭第三氏、再宽恕“受贿”亭长这两件事，使得他在本乡乡民中的威望急剧升高，所以乡民们才从原本多找“乡父老”宣博告状改为多来找他。只不过，时尚是宣博的弟子，这些话不能对他说，只能装装糊涂。
他问道：“既然是来见我的，为何又走了？”
“后来又因见君断案如神、品德高洁，他自惭形秽，故而过而不拜，说等休沐之日，待沐浴更衣后再来拜君。”
荀贞一怔，心道：“沐浴更衣后再来见我？嘿嘿，这人虽不知名姓，却倒是与我仲兄颇有相似，很有点‘名士风流’的意思。”他的“仲兄”自然便是好听丧歌的荀衢了。他哈哈一笑，说道：“自惭形秽？还好他没来见我，他若来见我，我才该是自惭形秽呢！你看，在田里跑了半天，鞋上、衣上全是尘土，脏兮兮的。……，明德，你是本乡贤士，任里监门时，我就想对你说：‘小池怎容大龙’？多亏县君慧眼，将你擢为乡佐。以后，我可要多多赖你大才了！”
时尚毫不犹豫地说道：“唯君为是从！”
虽得到了这第一个投在自家手下的“士子”，荀贞其实并无多少欢喜之情。对他来说，举荐时尚只是顺手之举，只是想让自己能更快的彻底在本乡立足而已。要想在即将到来的乱世中保全性命，单纯地指望依靠这些儒生完全不行，重点还得放在招徕勇士上。
他故作欢畅，先令围观的乡民们散去，继而和时尚把臂言欢，下意识的，眼神又往官道上波连等人的背影处望了一望，心道：“听那乡民说，这波连每一两个月就会来本乡一次。他来的这么勤快，料来不是单为见陈牛而来，定有其它图谋，十之八九是为了组织教众。他的哥哥波才身为本郡的太平道渠帅，乃张角的心腹之人，说不好，已经知道张角将要再次起事了。”
细想之下，觉得这个可能性极大。帝国全境从南到北近万里，别的不说，就说从巨鹿到颍川便有七八百里，来往一趟，就是骑马也得半个多月。造反是掉脑袋的事儿，临到头了再抱佛脚绝对不行，张角肯定早早地就对各地的心腹教众露出口风了。这波才如果现在就知道太平道将要起义之事，并开始着手准备，实在是丝毫不足为奇。
“今我已诛第三氏，又通过不追究‘受贿’亭长之事得到了本乡吏员的敬服，再又通过抚恤孤寡、断案平冤，也算是得到了大多数乡民的敬畏，又因去年剿灭群盗而得的赏赐与近日卖马得来的钱财，手里也比较宽裕了，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已然皆有，下一步就可以开始放心大胆地招揽本乡轻侠、勇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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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际上，在中平元年（184年）的黄巾大起事之前，在熹平年间（172-176年），太平道已经组织过一次起义了。
据《东汉原始道教与政治考》一文中考证：熹平年间，太平道已有过一次起事，只是失败了，而后，此次起事的参与者又因遇到大赦（176年）而侥幸活命。
证据是：在熹平六年（176年）接任司徒的杨赐对椽史刘陶说：“张角等遇赦不悔，……。”《典略》中亦说：“熹平中，妖贼大起”。并且在刘陶稍后再次上书后，宦官们在灵帝面前谗毁他，也提到此事，说：“前张角事发，诏书示以威恩，……。”
另外，早在太平道起事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很多次称之为“妖贼”的起义，如建和二年（148年），长平陈景自号“黄帝子”，又南顿管伯亦称“真人”等等。这些起义活动都是带有宗教色彩的。从安帝到桓帝，此类的起义共有四十多次。张角的太平道起义肯定是有受到这些起义影响的。
2，当今天子对太平道也不排斥，很相信《太平经》这本书，并试图征用给朝廷献上此书的襄楷。
襄楷在桓帝时再次把《太平经》献给朝廷，“及灵帝即位，以楷书为然。太傅举（襄楷）方正，不就。乡里崇之。每太守至，辄致礼请。中平中，与荀爽、郑玄俱以博士征”。
不但灵帝对太平道不排斥，灵帝之前的皇帝也有不少和道家高人来往密切的。早在西汉晚期，道士们已经开始干政，到了东汉，对朝野的影响更大了，并因为当时的政治越来越黑暗，越来越“政刑暴滥”，从而“在强烈的救世使命驱使下”，逐渐从“干政”演变成了“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