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虏在云内停了一天，于八月初四继续南下，一路攻城拔寨，势如破竹，但速度并不快，似乎其主要目标便是在长城一线烧杀掳掠。而不是要突破句注要塞深入到雁门乃至太原继而直接威胁到帝国京畿腹地。

北虏担心追得太快了，太猛了，几十万控弦骑士如潮水一般倾泻而下，根本不给帝国军队喘息的机会，十有八九会把帝国皇帝吓跑了。导致难以实现战争之最高目标。还有就是要观察一下对手的反应和战局的发展，毕竟这里是帝国的疆域。是在对手的地盘上作战，千万不要因为大意而坠入了帝国军队的陷阱。

此次入侵中土对始毕可汗和牙帐的激进势力来说也是一场惊天动地的豪赌。赌赢了，始毕可汗、牙帐乃至突厥人的未来必然是一片辉煌，反之，则是一场深重灾难，不但牙帐内部必然走向分裂，大漠诸虏大联盟也会随之四分五裂，大漠必将重演群雄争霸之乱局。所以始毕可汗和他的支持者们非常谨慎和小心，一旦发现战局发展对自己不利，则毫不犹豫的撤回大漠。

这是一场谁也输不起的战争，对北虏来说如此，对帝国皇帝和帝国中枢来说同样如此。

面对气势汹汹、浩浩荡荡杀来的北虏大军，皇帝和中枢想走都走不掉了。这时候离开太原，离开北疆，则必然背上“仓惶逃离”的恶名，不但会严重伤害到北疆军民的士气和军心，也会严重损害了皇帝和中枢的威权和声名，而皇帝当初以抵御北虏入侵为名不顾一切阻碍毅然赶赴北疆，忍受了长时间的谴责和诋毁，直到今日北虏真正入侵后才艰难获得的英名和声望，都将在离开北疆的一瞬间丧失殆尽。

然而，在明明知道皇帝撤离北疆会导致不可估量的恶果，甚至代北都会全部沦陷的情况下，东都、西京的权贵官僚们却纷纷上奏，苦谏皇帝即刻离开北疆，就连追随在皇帝身边的大部分贵族官僚们也同样如此。虽然所有的劝谏都以“忠诚”为名义，但此忠诚是真正的忠诚吗？这些人到底是忠诚于皇帝还是忠诚于帝国，抑或仅仅忠诚于他们自己的利益？

皇帝倒是态度坚决，坚决不离开北疆。这是原则性问题，不容置疑，更没有争论的必要。于是苦谏的贵族官僚们退而求其次，恳请皇帝移驾太原郡的首府晋阳。

从战局的发展来看，帝国军队肯定要死守句注要塞，把北虏阻御于代北境内，而北虏对深入北疆腹地也肯定心存惧意，所以不出意外的话，等北虏杀到句注要塞后，战事便会陷入僵持，然后北虏会在代北境内大肆掳掠。待帝国的各路援军抵达太原，在皇帝的指挥下发动大规模反攻的时候，北虏便带着战利品返回大漠。于是这场战争结束，双方各取所需，北虏掳掠成功，而皇帝和帝国军队赶走了入侵北虏，确保了中土之安全。

从这一推断来看，皇帝和行宫坐镇晋阳，显然最为安全。

皇帝在汾阳宫里踌躇不安，难以决策，因为伽蓝在最近的数次密奏中，都恳请他北上雁门，亲临战场第一线，其中的诸般好处显而易见。虽然伽蓝的真正用意是以皇帝为饵，引诱北虏倾力南下，继而给燕北军切断北虏退路完成对北虏的包围赢得足够时间，但伽蓝显然疏忽或者有意忽略了这场决战一旦偏离了预定轨道，未能击败北虏，将给皇帝和中枢在政治上带来何等严重的恶劣影响。

考虑到北虏入侵大军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先期预测，帝国军队赢得决战胜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外考虑到北虏入侵的前期准备非常充分，他们不可能疏忽了燕北这个至关重要的地方，对燕北军肯定是重点防范，所以燕北军事实上已经很难完成这场决战中的关键布局，而没有布局就没有决战，既然如此，皇帝还有北上雁门亲临战场第一线以身涉险的必要吗？

皇帝打算接受臣僚们的劝谏，由汾阳宫移驾晋阳。

就在此刻，王仁恭、杨长仁急奏，北虏偏师由白道杀进了定襄郡，定襄郡镇戍军措手不及之下，匆忙渡过大河撤到了榆林，由此导致代北战场上正面阻敌的兵力严重不足，迫使代北军不得不放弃云内，大踏步后撤，而由此又导致马邑郡的“坚壁清野”之策遭到破坏，大部分官、军、民未能在预计时间内撤到句注要塞，迫使代北军又不得不在白狼塞、神武和善阳一线拼死阻击。然而，北虏兵多将广，且速度飞快，其精骑更是骁勇善战，代北军不但处于绝对劣势，更有被分割包围之危，一旦代北军惨遭重创，则必然无力坚守句注要塞，而句注若失，则北虏必然兵临雁门，剑指太原，战局之颓势将一发不可收拾。

王仁恭、杨长仁为此恳请皇帝，即刻撤离北疆，同时诏令太原军队火速北上句注，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雁门，守住句注要塞。

皇帝不假思索，断然决策，御驾北上，亲临战场第一线。

此时此刻，皇帝若离开北疆，则军心必散，代北必失，不但军事上惨遭重创，政治上更会遭到致命一击，唯有舍身赴险，激励北疆军民同仇敌忾，奋勇作战，方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寻到一线胜利的希望。

八月初五，皇帝北上，赶赴雁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