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高瘦汉子姓孔名璋，乃是山东曲阜孔氏圣人子孙，本朝开国之初，北方经历多年战乱，户口十不存一，有许多空旷土地。而江南等地却没有收到战争的破坏，经济十分繁荣，尤其是以松江（今天上海附近）的纺织业，十分繁盛，有“松江布衣被半天下”的说法。
由于江南的纺织业需要大量的棉花，而棉花是一种喜干厌湿的的作物，江南雨水多并不十分适合，更重要的是，江南人口稠密，土地大片用来种植附加值更高的桑蚕、茶叶等经济作物，没有大量的空旷土地来规模种植棉花。而本朝击败满清之后，北方大片空旷的土地成为了种植棉花的重要场所，由于南方大量的原料需求，棉花的价格涨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以至于同样一亩土地，种植棉花的收益是种植粮食的四至五倍。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朝廷三令五申，禁止弃粮种棉也是无济于事，在北方的空旷土地上出现了大片向江南棉纺织厂出口棉花的大棉花庄园，由于战后北方人口十分缺乏，而且种植棉花比起粮食需要更多地劳动力，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劳动力，在这些棉花庄园里出现了一种介于农奴制和奴隶制之间具有强烈人身依附色彩强迫奴役制度，后世的历史学家用了一个十分形象的词汇称呼——“棉客”制度。
一开始棉客的主要来源还是战俘或者其家属，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庄园出现，劳动力的缺口也不断扩大，那些贪婪的庄园主们开始购买甚至直接迫使自己的邻居成为棉客，并将那些小块土地并入自己的庄园。而曲阜孔家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随着时间的持续，北方出现了大量的面积在数十公顷，甚至数百公顷以上的大棉花庄园，但是随着棉花庄园的扩大，新的问题出现了：棉花这一单一经济作物对于土地的消耗是十分惊人的，往往一块土地耕作几年之后，便会贫瘠到无法种植棉花，庄园主往往将其丢弃或者佃给棉客种植玉米、红薯等对土壤要求不太高的作物，即使这样，其产量也是低的可怜。
而到了十七世纪末期，北方的人口大大增加，棉花庄园的扩张变得极为困难了。更重要的是，随着棉花产量的不断提高，南方对于棉花的需求却没有随之高速增长，棉花的单价渐渐下降，棉花庄园渐渐不再是那么有利可图了。1693年，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棉花大丰收，产量相较与平常年份足足高出了两成半，而南方最大的十九个纺织巨头和棉商则联合起来，放出往年的屯货，宣布当年新棉的收购价格只有往年的五成，在这个沉重的打击下，北方无数中小规模的棉花庄园和小棉户破产，由于出售棉花所得还不够支付运费和采摘工人的薪水，很多田地里的棉花干脆就无人采摘，任凭其烂在田地里。黄河两岸，远远望去，田地里白白的一片，满是成熟后裂开的棉花荚果，后世的史书上称其为“白色恐怖的九三年！”
在这种情况下，北方的棉花庄园主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离开种植棉花这一行当，将大部分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佃户，改为种植粮食；要么把庄园的规模扩大，压低单价，并提高与南方棉商和纺织厂博弈价格的权力。正当这个时候，顺与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联盟的战争爆发了，原来满清灭亡后，蒙古高原上出现了暂时的权力真空，正好在此时兴起的准格尔人，完成了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联盟，并且试图强行吞并已经在顺朝控制下的内蒙地区，而顺则立即出兵，阻止草原上出现新的威胁。从而在宣宗、哲宗、武宗时期，中国卷入了与蒙古草原上正在崛起的准噶尔部的长达70年的战争，直到18世纪中叶，顺才击败了准格尔的企图，将自己的势力推进到今天的新疆、外蒙地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安西、北庭、朔方、张北这四个都护府。
新的扩张战争获得了大片的空旷土地，而这些土地中的相当部分气候和土壤条件十分适合种植棉花，对于这些棉花庄园主们来说不啻是天上掉下了一根救命的稻草。这些有着强大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的棉花庄园主们强烈的支持这场战争，并迅速的在占领的土地上建立了面积更大、数量更多的棉花庄园。由于这个原因，后世的有的历史学家干脆称这场和准格尔人的战争就是棉花庄园主们在背后策动的，称之为“棉花战争”。
新庄园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由于熟悉当地情况的当地人和蒙古人并不适宜，主要就是来自中原的破产农民，这成为了一种十分有利可图的贸易，成千上百被麻绳捆成一串的男人和女人在骑着马匹和骆驼的人口贩子的押送下，从人口稠密的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前往边疆地区建立的一个个棉花庄园。在这个残酷的旅程中，“货物”的损耗率是十分惊人的，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会在半路上死去，但利润依然十分惊人。人口贩子们运去人口和各种工具，运回棉花、毛皮等原料，一来一回的利润高达百分之一百五十甚至两百，而孔家从这个肮脏的贸易中获得巨额的黄金，并用其建立了顺帝国最大的几个私人银行之一——仁义银行。
那孔璋被陈再兴抓住手臂，行走不得，他猛的甩开衣袖，指着对面矮胖男子，喝道：“柳胖子，你休得在榜眼公面前胡言，我孔家再黑难道还能黑的过你们这些南蛮子？那些棉客都是头上无片瓦，脚下无寸土的穷汉，留在家乡也是饿死的命，还不如到边疆去，起码吃饱穿暖，我们孔家把他们送去也是积德行善的事情。那比得你们柳家开的作坊矿场，当真是敲骨吸髓，一条二十出头的精壮汉子进去，少则三年，多则五年，便成了衰颓老人，然后被你们踢出来沿街乞食。你们这哪里是开作坊，分明是阎王的血肉磨盘，你们柳家挣得可都是黑心钱，还有脸说我们。起码在棉客年纪大了，还能在自己的屋子里终老，不会像你家的工人曝尸街头！”
“呸！”那柳姓胖子骂道：“积德行善，边疆大片的土地，哪里不能开荒种田，何必要去棉庄里为别人干活？那些去边疆的棉客那个不是被你们捆得结结实实，大小便时候才解开手上的绳索，天底下有这般积德行善的吗？我们柳家再怎么说招工人都是你情我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公平的很。你们孔家圣人门第，几千年嫡传下来的脸上的功夫果然了得，这等话都说得出口。”
原来这柳姓胖子，姓柳名清扬，松江人氏，江南望族出身，自前朝崇祯年间便是江南有数的织造作坊，其作坊以经营有方，对工人匠户刻薄闻名，两百多年经营下来，建立了厚德银行。这两家自从开国时，相互之间因为棉花价格问题都互相怀恨已久，后来两家家资渐厚，都做了钱庄银行这行，更是同行是冤家，可谓两百多年的仇人，今日一见，更是分外眼红，若非陈再兴站在当中，两人只怕就要拳脚相交，打起来了。
“二位，二位，且住，且住！”陈再兴夹在当中，一边拉扯二人，一边笑道：“今日在下找二位来，却是为了一桩大生意，若是二位再这般下去，那今日在下就只能作罢了！”
孔、柳二人正骂的起劲，但一听到“大生意”这三个字，手脚立刻停了下来了。他们两人与陈再兴来往多年，知道这个榜眼公不但科举厉害，做生意也相当有一套，在缅甸几年间便创下了好大一片基业，家资只怕不下百万，他口里说的“大买卖”只怕不是虚话。这两人都是生意人，只要有钱赚，哪怕就是杀父仇人在面前，也能笑脸相迎，更不要说些许嘴上的便宜了。想到这里，孔璋已经第一个松开手，冷哼一声道：“今日看在榜眼公的份上，孔某便不与你这南蛮子一般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