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实际上就是变相的支持,而太多势力保持沉默,使得这场辩论的结果渐渐明朗化。

西京留守卫文升出自中原世家,他代表的是圣主和改革派的利益,又是西京的实权人物,关键时刻他毫不犹豫地支持袁充的意见,使得这场争辩呈现出了一边倒的趋势。

代王杨侑拥有最后决策权。代表他的王府长史韦节看到形势已经明朗,再加上随着韦津的到来过去很多看不见的东西渐渐浮出水面,而东都那边的形势随着齐王杨喃兵临通济渠,其走势也逐渐清晰,原先所预想的把这场军事政变演进成皇统大战的难度已越来越大,于是韦节当机立断,代表代王杨侑做出最后决策,只要东都向西京提出“出兵”请求,则西京必定出兵东进,支援东都。

接下来就是“何时出兵”了,而这个问题分歧更大,争执更激烈。“是否出兵”当然由中央决策,可以把卫府排除在外,但“何时出兵”就必须要卫府参与决策了,且卫府的话语权非常重,如果卫府说出兵条件不具备,那这“兵”还真的出不了。

在西北军乃至西京卫戍军里,西北人是绝对的主力,西北世家在西北军方拥有无可匹敌的影响力。今日参加尚书省议事的军方高级统帅中,西京卫戍军统帅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西京禁卫军统帅监门直阁将军庞玉,西北军里负责镇戍天水、陇西和会宁三郡的右御卫将军李仁政,西北军里负责镇戍北地、安定两郡的武贲郎将令狐德润,全部都来自西北世家。剩下的西京卫戍军另一位统帅右屯卫将军柳武建出自河东豪门,京辅都尉独孤武都则出自虏姓豪门。

六位军方统帅,四位来自西北世家,由此不难看到西北世家在这次决策中的话语权之重。

西北世家包括像陇西李氏这样传承千年的豪门,其实质都是以军功崛起,以功勋延续,说白了他们都是武人,而那些以经文传承的累世簪缨的豪门世家根本就瞧不起武人,在文人眼里就是武人一个无脑匹夫,山东和江左的士族尤其瞧不起西北武人,认为西北武人就是一群粗鄙不堪的蛮夷,与大漠上茹毛饮血的北虏没啥区别。但天道无情,中土分裂四百余年后,偏偏就是这群西北匹夫一统天下,结束了中土的分裂和战乱,这让骄傲自大豪气冲天的山东和江左士族情何以堪？

一方面是文化上的正朔、高贵和骄傲,一方面是战场上的失败、践踏和耻辱,这种截然相反的残酷事实严重扭曲了士族的心灵,让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执着在嘴上和笔下一次次的“报仇雪恨”,以寻找“胜利”的快感来满足自己虚幻的自大。这使得中土的统一大业虽然辉煌灿烂,虽然在土地、政治和文化层面上“阔步前进”,但在光鲜的背后,精神上的分裂却越来越大,心灵上的裂痕不但没有愈合,反而越来越深了。

这就是关陇人和山东、江左人的矛盾根源所在,追本溯源,还是士人和武人的矛盾,而士人和武人的矛盾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就存在,在今日的关陇同样如此。在山东、江左士族的眼里,关陇人就是一群野蛮人,关中韦氏就是一个地方小贵族,是一个名不副实的“豪门”,而在关中士族眼里,西北人就是一群无脑匹夫,陇西李氏就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假豪门,虽然关中士族和西北武人互相依存,但关中的经文世家就是瞧不起西北的军功豪望,关中士族就是比西北武人高一头。这就是关中人和西北人的矛盾根源所在。

在这次决策中,西北世家就处于两难窘境。

从西北局势和西北人的利益来说,西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兵力和财力投到西北战场,要不惜代价把圣主经略西疆的胜果,也就是把通过西征所开拓的河源、西海、且末和鄯善四个边郡守住。那是一片辽阔的疆域,虽然荒凉,但它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可以直接把中土的“触角”拓展到西域腹地,并向葱岭以西延伸,这不但有利于中土的国防,更有利于中土的发展。

然而,自圣主决策东征以来,东都对西疆的投入就急骤减少,这直接导致西疆局势急转直下,尤其从去年第一次东征以来,吐谷浑人就在西突厥人和一些西域王国的支持下展开了反攻,到目前为止,西北军已经失去了对西域的且末和鄯善两郡的控制,西北军在西海战场上也是节节败退,如果东都和西京再不给予兵力和财力上的大力支持,西北军不在大雪来临之前夺回失去的疆土,那么等到来年开春之后,等到吐谷浑人复国成功之后,西北军再想反攻,所付出的代价就大了,难以估量了。

在西疆利益上,西北人和关中人有交错重叠之处。中土没有统一之前,双方利益一致的地方很多,合作很愉快,当然了,矛盾和冲突也多,“蛋糕”只有那么大,大家都想多吃当然不够了。统一后,“蛋糕”做大了,关中人对西疆利益的重视程度也随之大大降低,与西北人的利益一致性就小了,按道理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应该随着减少,但相反,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却更多了,原因就是迁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