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纯不厌其烦的向齐王做了一番解释。

西京大军肯定要进入东都战场，不存在袖手旁观的可能，这一点毋庸置疑，关键就在于进京的时机。时机选择得好，获利就大，比如杨玄感与东都打得两败俱伤了，各路救援卫府军也陆续抵达东都战场了，西京大军乘势杀进去捡便宜，反之，若时机选择得不好，那就成了西京大军与杨玄感拼个你死我活，若西京大军败了，杨玄感进关之路就非常顺畅，无人可挡。

在这里齐王也是个关键因素。如果杨玄感攻陷了东都，西京大军没有选择，在大义和礼法律法的制约下，只能杀进去与杨玄感拼个你死我活，这时候齐王进入东都，与杨玄感结盟合作，西京大军必败无疑。西京大军败了，杨玄感乘势杀进关中，把东都“扔”给齐王，于是齐王就成了杨玄感的“屏障”，要在圣主和远征军归来之后，为杨玄感抵挡圣主的愤怒，而杨玄感则利用这个时间稳固关中，如此一来，等到圣主击败齐王，再去打关中难度就大了，而内战的残酷激烈和旷日持久必将动摇国祚，重创中土。

总而言之，不要被表象所欺骗，也不要被皇统所蒙蔽，实力决定一切，没有实力一切想法都是井中月水中花，毫无意义。当年汉王杨谅主掌山东五十二州诸军事，实力强横无比，结果如何？转眼就全军覆没了。再往前追溯，先帝开国前，尉迟炯、王谦、司马消难三位封疆大吏联手造反，实力不可谓不强，但结果也是转眼即亡。虽然败亡的原因很多，军事上的政治上的，还有运气，甚至天命不属等等，但实质上归根结底就一个，实力不够。

“杨玄感必败无疑。”董纯做出结论，“人可以狂妄自大，但不能盲目自大，不能忘乎所以，更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实力已经具备压倒性优势，当然了，谋略、运气也很重要，然而在绝对实力面前，一切都不复存在。”

齐王沉默不语。董纯的话不能全信，一家之言而已，且董纯立场明确，坚决阻止齐王进京，想方设法把齐王拉到北疆去戍边，从短期目的来说是逃离这场政治风暴结束后的血腥大清算，从远期目标来说则是韬光养晦、蓄积实力，伺机而起。但齐王高贵的血统和尊贵的身份“限制”了他的思维，对齐王来说“向上走”是进取，“向下行”则是耻辱，他一个拥有皇统继承权的亲王去戍边，等同于政治流放，除非走投无路了，否则齐王实在是无法接受这种“自我放逐”的行为，抵触情绪太大了。而尤其让他不能接受的是，如此耻辱的“流放”，他还要殚精竭虑、绞尽脑汁去争取，这让其情何以堪？难道我在政治上已经沦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

董纯也不再说话，告辞离去，给齐王思考、权衡、选择和决策的时间。齐王太高贵了，也太脆弱了，不能逼得太狠，否则适得其反。李善衡的“擅权”之举未免过激，如果董纯再有“过激”之举，让齐王陷入“众叛亲离”的绝望中，干脆破罐子破摔铤而走险只身进京，那就麻烦了，大家一起玩完。

入夜之后齐王请来韦福嗣，把董纯的劝阻之意详细告之。他已陷入彷徨之中，瞻前顾后，患得患失，茫然无措了。

韦福嗣心知肚明，当即说道，“大王毋须踌躇，还是依之前所议，某火速赶赴东都。”

韦福嗣去东都一方面亲临战场，打探第一手讯息，帮助齐王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一方面与杨玄感展开秘密谈判，看看双方能否结盟合作。当然了，双方合作的前提是杨玄感要攻陷东都，而齐王相信杨玄感肯定能拿下东都，也愿意与自己结盟合作，甚至帮助自己夺取皇统，他现在倍感棘手的不是杨玄感那边的问题，而是自己这边的麻烦。李善衡和董纯都不支持自己进京，那么即便韦福嗣与杨玄感谈判成功了，但自己没有军队，进京干什么？做杨玄感的傀儡吗？

齐王情绪低沉，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算是感谢韦福嗣关键时刻的支持，接着他愁眉不展地问道，“某去白马，还是去黎阳？”

齐王不想去黎阳，去了就会失去“自由”，到那时不要说董纯和李善衡把他看得紧紧的，寸步不离，甚至就连崔弘升等各路援军也会阻挡他进京，但是，如果留在白马，前有荥阳的郇王杨庆，后有即将追赶而来的东莱水师，他同样深陷“困”境寸步难移。

韦福嗣想了一下，回道，“还是留在白马吧，相比较而言，黎阳那边太乱太危险，河北人的力量也太强，各种变数太多，防不胜防，而白马这边的太守是独孤延寿，济阴那边有韦保峦，距离荥阳的郇王也较近，大王与他们互为声援，可进可退，即便不能进京，也可确保牟利。”

“善！”齐王当即做出决断，“那便去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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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四，河北讨捕大使崔弘升率军沿着永济渠南下，逐渐接近汲郡，但就在他刚刚进入汲郡地界，踏足内黄县境时，斥候急报，内黄县城已被叛军包围，县城外的永济渠水道亦被叛军凿沉船只设下数道障碍而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