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文升是圣主所信任的股肱大臣，对圣主的激进改革非常支持，对此周法尚还是知道的，所以他马上想到了一种可能，卫文升为保住自己，为划清自己与杨素、杨玄感父子之间的界限，为证明自己对圣主的忠诚，于是行此暴行。

当然了，此事或许不是卫文升做的，或者不是出自卫文升的本意，他是被人陷害的，那么谁会陷害卫文升？关陇本土贵族？不可能，不论关陇本土贵族要利用这场兵变达到什么目的，他们都不会逾越自己的底线，不会行此暴行与杨玄感结下生死大仇，以致于保守势力自相残杀，由此不但白白便宜了别人，还损害了自身利益；他们也不会蓄意陷害圣主和中央，这会激化双方之间的矛盾，会让保守势力在失去杨玄感实力大损之后，遭到圣主和改革派的疯狂报复，得不偿失。

如此推算，在西京方面，能做出此事的也只有卫文升，但卫文升不会失去理智，否则现在西京大军就不会行进在驰援东都的路上，所以只剩下一种可能，卫文升在驰援东都一事上遭遇到了巨大阻力，面对东都可能失陷，风暴可能失控，国祚可能倒塌，统一大业可能崩溃的不利局面，他迫不得已，只有行此绝户计，把关陇本土贵族集团干净彻底的“拉下水”，把他们推到杨玄感的对立面，把他们推到圣主和中央的对立面，要么针锋相对玉石俱焚，要么互相妥协携手合作，舍此以外再无他途。

很显然，行省在得知这一惊人“暴行”后，知道杨玄感要发疯了，发疯之后的杨玄感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可能会摧毁东都，也有可能会不顾一切杀进关中，总而言之，东都局势有失控之危，此刻即便大运河打通了，二次东征也不可继续了。既然二次东征必然中止，那么大运河再中断一些时日也能接受，相信齐王在断了进京夺取皇统的心思后，也就是以诈取更多政治利益为目的，不论圣主是否满足他，他都不敢把事情做绝，不敢与圣主反目成仇，最先妥协的肯定是齐王，所以大运河很快就会畅通，远征军也能安全返回，只不过归期有所延迟而已。

周法尚思前想后，毅然把对未来的担心放下了。未来很不确定，圣主和中枢那些大佬们个个都是权谋高手，未来无论局面如何棘手，只要叛乱平定了，政局稳定了，他们就会找到办法逆转乾坤，所以对他这个卫府统帅来说，当务之急是平叛，是把东都局势稳下来，这才是他的份内事，是他的职责所在。

“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周法尚神情冷肃地摇摇手，语调低沉地说道，“既然没有确切证据，那就不可信，不过东都岌岌可危应该是肯定的，否则行省不会在两天内做出两个截然相反的决策，但是，某认为，大运河的畅通同样重要，如果远征军因为粮草不继而再遭败绩，我们万死莫赎其罪。所以，某的建议是，兵分两路，一路在大河以北，大王率军继续攻打黎阳，黄台公（崔弘升）与陈留守佐之；一路在大河以南，由某率水师驰援东都，而顺政公（董纯）则率军驰援荥阳，负责打通通济渠。如此既可支援东都，又能兼顾大运河，可保万无一失。”

齐王脸上的笑容霎时消失，目露愤怒之色。

周法尚直接否定了齐王的平叛计策，这等于是公开的毫不留情的打脸，从齐王的角度来说这就是耻辱，岂能忍受？

“樵公，东都有难，孤为何不能去救？”齐王厉声质问，“孤好不容易抓住一次平叛建功的机会，你为何蓄意阻止？”

周法尚夷然不惧，冷冰冰地看着他，“大王若不想重蹈覆辙，就应该知道何时该进，何时该退，而一意孤行的后果非常严重，大王是否承担得起？”

齐王被周法尚当面“打脸”，气得面红耳赤，但就是说不出反驳之辞，异常难堪，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齐王愤怒而走，大帐内的气氛反而轻松下来。

周法尚看看众人，然后目光停在了董纯和李善衡脸上，“诸公对某的建议有何看法？局势危急，不能耽搁，畅所欲言吧。”

齐王走了，代表齐王立场的就是董纯和李善衡，而之前周法尚在崔弘升的书信中已经知道董纯和李善衡强行把齐王“绑架”到黎阳的隐秘，所以周法尚根本不在乎齐王的决策，他只在乎董纯和李善衡的看法，尤其董纯，他需要董纯在大河南岸的有力策应，否则他封锁大河之后，极有可能陷入三线作战的窘境。

董纯手抚长须，稍稍思量了片刻，问道，“请教樵公，水师如何救援东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