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可怜的麻雀所剩无几。那个时代过来的许多人，都有捉麻雀的经历：

小时候在农村，每到收割时节，麻雀就飞来蚕食庄稼，农人们在麦田中央插上稻草人，吓跑麻雀。对晒在门外的谷粒怎么应对？父亲在晒场的内圈和外圈用旧塑料布套加工为拟人化的木墩子，麻雀光顾几率大大减少。我哥用一只淘箩和一根筷子，系上三四米长的线，隐蔽在某一处，没多大工夫，一只不谙世事的小麻雀钻入了哥哥设下的陷阱，还未尝到几粒米粒，便遭到了灭顶之灾——筷子随着套线的拉伸，“轰然”倒下，小麻雀被哥哥伸进的手给逮住了。我在旁看着，也十分开心。（陈丽珍：《捉麻雀》，2009年4月19日《新民晚报》）

1960年3月，毛*泽*东批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除四害”，什么手段都用上了，比如灭老鼠，什么“掏窝”、“水缸捕鼠”、“调墨油粘鼠”、“双簧钢丝夹鼠”、“碗、桶、面盆扣鼠”，等等。当时以老鼠尾巴统计战果，孩子们把打死的老鼠割掉尾巴，用石灰消毒后串成一串，交到学校或居委会。灭鼠是有奖励的，有的地方灭一只老鼠换一盒火柴，或者几根尾巴换一张书签。有的小学生会把一根尾巴切成两截，再把一头削尖，冒充两根。

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们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刻薄举动，最终成为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形象。

全国土改有先有后，但基本在1952年完成。这次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每年交给地主的700多亿斤粮食的地租。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据统计，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42.8%。

50年代的中国人，经历了“一化三改造”。“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造”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至1956年底全面进行。

央视法治频道主持人劳春燕曾回忆，她的外公世代从医，在绍兴上大路开了一家药房，叫“致大药栈”。新中国成立前，致大药栈在绍兴城里也算数一数二的大药房了。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外公从药店老板变成了一名普通的药店倌，也被命令去改造，和其他改造对象一起住在绍兴城里唯一的一座教堂里，每天挑河泥。年幼的妈妈去给他送饭，发现他的腿都肿了，一掐一个小坑，原来是得了浮肿病。

一些公私合营的资本家，意识到工商业改造已是大势所趋。也有一些人开始对前途感到茫然，终日惶惶不安，顾虑重重，心甘情愿把家产献出来的毕竟是少数。有的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也有的说“多年心血，一朝付之东流；几声锣鼓，断送家财万贯”。

正当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搞得如火如荼时，北京市也在加紧推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1954年，北京选择大有粮店、稻香村食品店、同仁堂国药店、六必居酱园等10家较大的、具有传统特色的资本主义零售商店进行公私合营试点。8月27日，同仁堂公私合营大会召开，公私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

实行定息之后，原先拥有100万元资产的资本家名义上还拥有100万元的资产，实际上只拥有100万元产生的利息。除个别情况外，统一定为年息5％，这个比率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息。从1956年1月1日起计息。这个办法保持七年不变。到了1963年，又决定延长三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1966年9月才停发定息。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向资本家支付了30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

对资本家进行“和平赎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共和国一大创举。

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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