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章 内蒙问题

5月日，吴景濂率领所有由“民选”选举产生的各省代表返回参议院（基本就是原先的“官派”议员，由各省议会表决通过，同时又略微增加、更换了少数几个议员），人民党保住了议长一职，副议长由汤化龙接任。继议长改选后，审议长及各部审查员和其它常任职员也全部重新改选。谷钟秀被选举为全院委员长，林长民被选举为秘书长，各部委员也大都改头换面。但总的说来，人民党基本保持了原先的势力，同盟会势力大受打击，失去了对好几个部门的控制权。

经历了种种，同盟会议员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分化，涣散的趋向越来越明显。有的无视“党议”，自行其是；有的为了个人地位，不惜牺牲“党见”，大搞政治投机，成了唯利是图的政客；有的则不分青红皂白，不辨是非，一味以谩骂、攻击来谋求党势发展，徒然为反对派提供指责的借口。

各小党的势力也在不断分化组合，一个突出的实例就是以民社为核心，包括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和统一党五个政党，合并改组成为共和党，成为参议院中的第三股大势力。民社的本部虽然在上海，但其发源地和大本营均在武昌，核心人物是孙武、政客孙发绪和未公开挂名的黎元洪秘书饶汉祥，主要由旧军官、失意同盟会会员和清末立宪派。

国民协进会是民国成立后黄河以北地区建立较早的政团之一，大部分为清末立宪团体宪友会和辛亥俱乐部成员，与梁启超关系密切，曾表示愿意为梁所用；

民国公会由陈敬第、黄群等人发起，多系光复会中残余分子和地方政客；

国民党由潘昌熙等人于上海成立，未成立前，暂称“国民党同志会”。但直到5月初，也未能举行成立大会，所以应该一直称之为“国民党同志会”。

以上四党加上统一党，虽然各具特点，略有差异，但在巩固维持自身势力，反对同盟会、人民党两大势力上却是一致的，同盟会、人民党和共和党构成了临时参议院中的“左”、中、右三派。三党以外。独立人士尤其无党派人士就相当稀少了。

袁世凯也在竭力增强自己的势力。几乎将总统府改成了北洋系的大本营，他刚刚就任临时大总统，就迫不及待地设立“临时筹备处”，作为办事机构，所安插的50人，全部是他地心腹亲信，唐绍仪内阁成立后，他又将许多人员充实到各部。一方面牢牢掌控局面，另一方面对唐绍仪也起到牵制和监视的作用。此外，他还以“谘询一切”的名义，于总统府设立外交、政治、军事、海军、法律、教育等名目繁多的各种顾问，顾问又分高等、二等、三等之分。目的在于安插私人，罗社会“名流”和牢笼革命党人。顾问愈设愈多，名目愈来愈奇。

在安插亲信的过程中，袁世凯几乎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终于引起了参议院的警觉。特别是袁世凯无视《各部官制通则》地规定，又不经参议院的同意，便下令任命张元奇、荣勋为内务部次长，遭到议员竭力反对。5月初，袁世凯的追认咨文送到参议院，无论哪个派系的议员们都一致投了反对票，老袁没有办法，只好下令取消。

袁世凯控制权力的野心。在针对南京留守的问题上暴露得更加明显。孙中山卸任后，黄兴被任命为南京留守。按照公布的《南京留守条例》，“南京留守直隶大总统，有维持整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面之责”，表面上似乎权利很大，但由于财政大权控制在袁世凯的手里，实际难有作为。同时，条例又规定。“俟南方军队整理就绪。即行裁撤”，这就是说。留守府只是一个暂时地军事善后机关，袁世凯无非就是想借黄兴之手来裁遣南方军队罢了。

早在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期间，黄兴即已着手整变军队。他先后将驻在苏、皖、浙、闽的军队编成二十六个师，五个军，即柏文蔚的第一军，徐宝山的第二军，王芝祥的第三军，姚雨平地第四军，朱瑞的第五军。4月9日南京兵变事件的发生使黄兴懂得了有军无饷的严重危险，更坚定了他裁遣军队地想法。在兵变后的半个多月内，除将赣军缴械押回原籍外，又将桂军六大队及粤军一部遣散回籍，浙军全部调回原籍，同时也抓紧了江苏军队的裁遣。准备于两月内缩编兵数三分之一，将第一军、第二军划归陆军部直辖，其余除三十九旅划归山东以外，交江苏都督统辖整顿。

为抵制列强利用借款监督中国财政的图谋，黄兴一面积极提倡国民捐，一面以爱国相号召，动员退伍。他的逻辑是，借款是因为财政困难，而财政困难是因为军饷负担太重，因此解甲归田就成了避免借债亡国的爱国行动了。在黄兴的感召下，许多士兵主动离开了军队，一些高级军官如第二师师长朱志先，第五师师长刘毅等相继要求撤销师部，解甲归田。

袁世凯对这一切在眼里，喜在心里，他表面上极力挽留黄兴，实际上则在考虑如何稳妥地接收留守府。

赫图阿拉的满人叛乱由于秦时竹严密封锁消息，半个月过去了，还没有传开，但很多消息却是封锁不住地。4月27日深夜，葛洪义刚刚到赫图阿拉准备直接办案时，在郑家屯车站侥幸逃脱的阿拉坦敖其尔回到了贡王府。

近半个月在野外飘忽不定、风餐露宿的生活让阿拉坦敖其尔形容憔悴，头发、胡须老长且肮脏不堪，见到贡王后，他只喊了一声“王爷”，就昏了过去……